香港经济日报 | 遵理主席梁贺琪谈职场心态:先不要对自己有偏见

​香港补习文化盛行,补习导师、学校的广告常见于街头,更有成功上市的“补习王国”。

遵理学校创办人之一,有“补习天后”之称的梁贺琪(June)坦言当初并无远大目标,只是过程中积极顺应发展,力求进步,才渐成今天的规模。听她娓娓说起创业的缘由、经过,犹如上了一堂口述历史课,生动又精彩,当年的补习名师,到今天的女强人,仍是离不开俏皮鬼马的个性。

在June读书那个年代,大型补习社在香港并未出现,或大多是“私补”,即一对一的形式。“当时没有那么多人有钱找‘私补’,而会‘私补’的,会是比较富裕的人家,同时比较倾向baby-sitter(保姆)那种。”

她直言家境贫穷,经济压力不轻,别人考进大学欢天喜地庆祝时,她已忙于找兼职。“我一拿到张大学学生证,就到处找part-time(兼职)。其实当时的学费不算贵,我记得是一年5千,但要一次过缴交。我又不想向家人伸手要钱,便硬着头皮到处问人借,然后尽快赚钱还债。”趁着开学前的一段日子,密密工作的她便已储够钱,其决心和行动力同样惊人。

中七毕业教预科

兼职日子从中学一直延续至大学,June笑指自己是个滔滔不绝的人,所以找的工种多以教书为主。“我甚至觉得一对一太浪费了,所以走去教私校,教一班人!”那所私立学校位处屯门,对在港岛中西区读港大的她而言,可谓天南地北,但仍无阻她的热情。“我有个同学在那里教了一个月,因为觉得太远了,便介绍我过去做。那间屯门Maria(玛利亚书院,已停办)当年很出名,大家都称为‘预科天堂’。”

June解释指其时预科学位额少,没有官津学校收但成绩达到要求的学生,大多会报读这些预科学校。“当时很多呀,像新法书院,不过新法收费贵,屯门Maria就平民得多,对导师的要求也没有那麽严格,有点像是齐集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路英雄好汉。甚至没有大学毕业的也会请,只要你够胆教,他们便够胆请!好像我刚考完A-Level,也能够去教。”

首尝教学满足感

June口中的“教得好”以及“效果好”,其实颇有点传奇味道。大学读繙译系的她中英文俱佳,但私校却要她去教地理。“我根本没考过A-Level的地理,只读到会考,但既然学校让我教,我便教。第一堂上课前收到学生名册,一看竟然有70几人,吓一跳,再入到课室,再吓一跳!”原来眼前只坐着4个学生,学生还淡定告诉她:“是的,他们点名后就会离开班房,不会上課的!”June问那4位学生又为何不走,其中一个回答她:“这里多好啊,又有冷气。”

原来,那些年的香港高级程度会考不能以自修生名义报考,必须经持牌学校报名,所以有些私校会“超收”,让学生“挂名”,June笑指:“所以学校也不要求你教得好,甚至想你随便教,那么学生便不会来上课,便可继续‘超收’。”刚预科毕业,一直认真读书的她没想过这种状况,只想到自己未考过地理,便更要做足准备。她发现当时的考生大多是英文较弱,便每次先以中文解说内容,再教英文重点词汇、答题方法。结果当她上完第四堂课,第五堂课室已经坐爆人。能坐40人的课室,全坐满之外,更要从别的课室搬枱凳来听。“我笑学生:‘你们坐的这么前,舌头都能碰到黑板了!’可想而知那个课室爆得多厉害。学校也很惊讶,因从未见过这种架势。当时是我第一次很深感受到,一个认真教的老师原来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。”

为家人弃法律梦

从小开始参加演讲比赛,好动活泼的June直言从未想过长大后要做老师。而她心仪的学系,也不是文学院,而是法律系。“从没想过自己考得进,一开始报了文学院,但放榜后不能改,便决定先读完文学院翻译,边读边打工,储钱再读法律。”3年后她立即入纸申请,面试过程非常顺利,然而就在她拿到取录信一天,接到一个坏消息。

“我这辈子都会记得那一天!”June忆述当日回到家,母亲很慌张地告诉她,父亲因流血不止被送入医院。“检查后知道爸爸罹患第三期鼻咽癌,当时妈妈还有工作,但我说让我来吧。老实说,父母已经为我们操劳了大半辈子,我也已经大学毕业,所以当下就撕烂取录信,决定尽快工作赚多点钱照顾父母。”

即使June现在是成功的上市集团主席,是大型连锁式补习社的创办人之一。回溯起点,源于一次舍弃。“我知道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机会,但人生有很多抉择,而这一个抉择到现在,一直回想都觉得是‘正确到不行了’。”

现在的遵理学校于1989年创办,前身为津理语文商科学校,由June和表哥伍经衡(Richard Eng)共同创办。查实在她大学快将毕业前,已经想好做“私补”尽快赚钱的她,听朋友介绍说元朗租金平,实地看过后也认为地方足够大,便马上签约租下。“5月港大毕业,6月我便将banner挂出来,放了个电话,很快就有学生上门,两个月内不停忙着收生的事情。”

元朗开业遭投诉

June在港岛生活、长大和读书,至大学期间才到新界北区教私校,元朗对她来说固然陌生,对当中的社区民情并不了解。“当时元朗也有很多补习老师,但大部分是从师范毕业,或从台湾读完大学回来,甚至是中七毕业的人都有。”相比之下,June和其表哥Richard,前者是港大繙译系,后者是中大工商管理学学士,显得鹤立鸡群。“当时很多人来报名,甚至有恆香后人、邓氏家族后人等。”

两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,到不熟悉的地区开门做生意,甚至在短短日子即有名声,很快告发投诉的事接踵而来。“有人投诉我们超收、违规。我们也真的懵懵懂懂,只懂开业收生。”

他们所租用的地方正好在元朗政府合署对面,她笑言:“当时的教育司署(教育局前身)真是走过来就可以捉我们!果然不久就有视学官来巡查,他很好,完全是父母官,他对我们说:‘June,你们都是知书识墨的人,注个册也不是那麽难的事,我教你们吧,表格我也带了来。’那时开始我就一个人去不同政府部门,如到消防局认识防火条例。然后落街派传单,回到公司就接电话、教书,根本是一人分饰几角。”

刚开始June既是老板,亦是英文补习老师,后来学校发展渐见规模,她专注于行政管理方面,4年前更成为上市公司主席。别人佩服她在事业上的成就,问到她对于女性在职场上的意见,她则强调:“不要分性别,不要当自己是女人,当自己是‘一个人’就可以了。先不要对自己有偏见,别人才不会有差别对待你。”

*原文载于香港经济日报

作者:王岚 责任编辑:黄鑑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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